刘熙载

清代文艺理论家

刘熙载(1813年2月25日—1881年3月2日), 清代 文学家。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 爱新觉罗·旻宁 进士 ,官至左春坊左中允、 广东省 学政 。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多年。他是我国十九世纪时期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被称为“东方黑格尔”。

生平介绍

刘熙载出生于一个“世以耕读传家”的清寒知识分子家庭。父松龄,字鹤与,监生,是个闲居乡里的“隐君子”。熙载生数岁,父于与言时许其趣尚曰:“是子可以人道, 少欲而能思者也。”(寤崖子传)“十岁丧父,哭踊如礼。”(清史稿儒林传)数年复丧母。“少孤贫,力学笃行,读书睹指识微,约言孱守。”(清代七百名人传) 爱新觉罗·旻宁 十九年(1839年),熙载二十七岁, 乡试 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熙载三十二岁,中 进士 ,以文章与书法均优,改 庶吉士 ,授 编修 。 咸丰 三年(1853年,皇帝召对称旨,旋奉命入值上书房,为诸王师。“久之,上见其气体充盈,蚤暮无倦容,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上嘉焉,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二 俞樾 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咸丰六年(1856年》,年终考绩,二乐察,公名在一等,记名以道府用”( 萧穆 刘融斋中允别传》,”不乐为吏,请假客 山东省 ,授徒自给“(清代七百名人传)。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犯北京,”部中有惊,官吏多迁避,熙载独留。和议成,鄂抚 胡林翼 (林翼)以‘贞介绝俗,学冠时人’疏荐”(兴化县志卷十三)。明年,应鄂抚胡林翼之聘,离京赴 武昌 任江汉书院主讲,嗣因 太平军 二次西征, 生员 逃散而未果,于是,留诗一首,回程返京,中途改辙,进入 山西省 ,在 汾河 一带浪迹漫游。其汾河柳诗云:“节近清明柳未新,汾河寒色感羁人。十年浪迹浑闲事,知负淮南几树春。”正当刘熙载初到山西时,清帝 咸丰 病死。“ 同治 元年(1862年),诏起旧臣,而君与焉。其明年,两奉寄谕,趣人都。” 俞樾 左春坊左中允浏君墓碑)同治三年(1864年》,补 国子监 司业,其秋,命为 广东省 学政 ,补左春坊左中允,掌管广东全省各府、州、县学生员 考课 黜陟之事。督学广东,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以教育士人。“现学广陈,一介不苟取,诸生试卷无善否,毕阅之。进诸生而训之,如家人父子。”( 萧穆 刘融斋 中允 别传)督学三年任期未满,即请长假归里,从此脱离官场生活。

同治 六年(1867年)至 光绪 六年(1880年),历时十四年,刘熙载晚年一直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丙夜或周视斋舍,察诸生在否。”( 俞樾 左春坊左中允刘君 墓碑 )因而,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清史稿儒林传》。 胡瑗 ,字安定,江苏兴化人, 北宋 时的大 教育家 ,学生常数百人,曾以陉术敦授 苏州市 、 湖州市 等地,后任 国子监 直讲,主持太学,视诸生如子弟,教学有法,规章制度悉。初兴太学,即用其法。胡 兴复、 石介 并稻“宋初三先生”开宋代理学之先声。兴熙载主持上海龙门书院的同时,著名学者俞 主持于杭州 经精舍,两人时相过后,谈谐甚乐,切磋学问,胜名当世。

理论著作

刘熙载的著作有《 艺概 》、《昨非集》、《四音定切》、《说文双声》、《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其中以《艺概》最为著名,是近代一部重要的 文学批评 论著。《艺概》共6卷,分为《文概》、《 诗概 》、《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 论述文 、诗、赋、词、书法及 八股文 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是刘熙载多年来玩味品鉴传统文化艺术的心得之谈。

年谱

刘熙载,字伯简,号融斋,晚年自号寤崖子,亦曾自字熙哉。 嘉庆 十八年正月癸巳(1813年2月25日)出生。

爱新觉罗·旻宁 十九年(1839),赴 南京 乡试 中举。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赴 北京 参加 会试 ,中 进士 ,以文章与书法均优,改 翰林院庶吉士 ,授 编修 。

咸丰 三年(1853),皇帝召对称旨,旋奉命入值上书房,为诸王师。

咸丰六年(1856),年终,朝廷考察群吏,刘熙载道德政声名列一等,记名以道、府用。

咸丰七年(1857),请假客寓 山东 ,在 禹城 开馆授徒。

咸丰九年(1859)底返京。

咸丰十年(1860), 英法联军 侵犯北京,“官吏多迁避,熙载独留。”。

咸丰十一年(1861),离开京城,赴 武昌区 任江汉书院主讲。

同治 元年(1862),朝廷起用旧臣,刘熙载在列。

同治二年(1863),刘熙载两次接到返京催令,遂于这年的夏秋期间北上。

同治 三年(1864),刘熙载补 国子监 司业。同年秋,任命为 广东省 学故,补左春坊左中允。

同治五年(1866),刘熙载督学广东三年任期未满,请长假回到故乡 兴化市 ,从此脱离宦海。

同治六年(1867),刘熙载应敏斋聘请,主讲上海龙门书院。

光绪 六年(1880)夏,刘熙载因疾返归故里。

光绪七年二月 乙未 (1881年3月2日),刘熙载卒于古桐书屋,享年69岁。

光绪 壬午 (1882),被列入《国史·儒林传》,有“品学纯粹,以身为教”之褒。

文艺评论家刘熙载

晚清著名学者刘熙载(1814—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年自号寤崖子,也曾自字熙哉。

嘉庆 十八年正月(1813年2月),刘熙载出生于 兴化市 城内一个“世以耕读传家”的清寒知识分子家庭。刘熙载的父亲 刘松龄 ,字鹤与,是一个地方上颇有声望的隐士,在刘熙载十岁时去世。数年后,刘熙载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刘熙载自幼孤贫,但有志于学。曾师从 张秉衡 、徐子霖、姚瑟馀,戎烛斋、解如森、查咸勤诸先生。 爱新觉罗·旻宁 十九年(1839年)赴 南京 参加 乡试 ,中举。

道光二十四年春,刘熙载赴 北京 参加 会试 ,中 进士 以文章与书法均优,选为 庶吉士 。道光二十五年月日九月,曾请假回 兴化市 。大约于道光二十七年初返京, 庶吉士 散馆,授 翰林院 编修 。

咸丰 三年(1853年),奉命值上书房, 爱新觉罗·奕詝 见其体气充溢,早晚无倦容,问其所养,刘熙载对以“闭门读书”。咸丰皇帝为嘉奖他,手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在此期间,刘熙载与 大学士 乌齐格里·倭仁 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

咸丰六年年终,朝廷考察群吏,刘熙载名列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刘熙载不愿做地方官,约于咸丰七年请假到 山东省 作客,在 禹城 开馆授徒为生。约于九年底回京,仍为翰林院编修。

咸丰 十年, 英法联军 侵犯 北京 , 咸丰皇帝 逃往 热河 ,官吏多迁避,刘熙载独留。和议后,湖北 巡抚 胡林翼 以“贞介绝俗,学冠时人”疏荐,同是延请刘熙载到湖北武昌任江汉书院主讲。

咸丰十一年春,刘熙载离京赴 武昌区 ,后因 太平军西征 , 生员 逃散而未果。返京途中,经 河北省 ,过太行,入 山西省 ,在 汾河 一带度过了一年多的 漫游 生涯。

同治 即位后,清廷起用旧臣。同治二年(1863年),刘熙载两次接到催促返京命令,约于这年夏秋之际回到北京。

同治三年,补 国子监 司业。这年秋天,被任命为 广东省 学政 ,补左春坊左中允。刘熙载经 湖南省 抵广东,督学广东,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劝勉学子。“视广东学,一介不苟取。诸生试卷无善否,毕阅之。试毕,进诸生而训之,如家人父子。”( 萧穆 :《刘融斋中允别传》)在此期间,与广东学者 陈澧 相见讲学甚契。三年任期未满,于 同治 五年请长假,经 江西省 回故里,从此脱离官场。

同治六年,刘熙载应敏斋聘请,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直至 光绪 六年(1880年),历时14年。“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丙夜,或周视斋舍,察诸生在否。”( 俞樾 :《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清儒学家·融斋学案》)刘熙载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时,著名学者俞樾主讲于杭州沾经精舍,两人过从甚密,齐名当世。

光绪六年(1880年)夏,刘熙载因寒疾久不愈,思回 兴化市 ,由友人 萧穆 等护送经 苏州市 回故里。

光绪 七年二月乙末,刘熙载卒于故居古桐书屋,享年69岁。“诸生千里赴吊,诵其遗言不衰。光绪 壬午 ,奉旨入《国史·儒林传》,有‘品学纯粹,以身为教’这褒。龙门诸弟子公建祠于松江郡城。郡守 陈遹声 就祠旁建融斋书院,以志不忘。”(《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

刘熙载在其晚年所撰的《寤崖子传》中,自述生平说:“仕皆师儒之位,自其为诸王师,为太学师,与夫在乡塾为童子师,客游为远方士子师,出处不同,而视之未尝不一也。”又说:“于古人志趣,尤契 陶渊明 。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清史稿·儒林传》品评他的一生说:“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可以说,终其一生,表现了书生本色,儒者气象。《 清史稿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 清代七百名人传 》、《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等均有刘熙载传。

刘熙载毕生事业,主要在治学与教学两方面,两者相辅相成,身兼学者与导师。他博学多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不好考据,熟于周秦诸子书。“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 俞樾 :《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在龙门书院讲学期间,整理教学 随笔 成《持志塾言》,总结治学必得成《 艺概 》、《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删订文稿诗作成《昨非集》,自 同治 六年至 光绪 五年先后刊行,辛苦汇刻为《古桐书屋续刻三种》,于光绪十三年刊行。

《 艺概 》是刘熙载最重要的著作。刘熙载在《艺概》中,通过“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艺概·叙》)的方法,分别论述了古典诗、词、曲、赋、散文,以及书法等的历史流变、创作理论和鉴赏方法,提出了不少启人心智的真知灼见。全书共六卷:《文概》,339条,论古代散文;《 诗概 》,285条,论 先秦 至宋代的诗歌;《赋概》,137条,论赋;《词曲概》,159条,论词曲;《 书概 》,246条,论书法;《经义概》,95条,论文章作法。国学大师 李详 认为此书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继 刘勰 《 文心雕龙 》之后,又一部通论各种文体的杰作。

《游艺约言》。“游艺”取义于 孔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全书166条,内容与《 艺概 》相类,以朴记形式,谈文论艺,主要论诗文、书法。

《持志塾言》是刘熙载的教学随笔。“持志”为其课徒书斋名,取《孟子·公孙丑上》“持其志,无暴其气”句意。“塾言”为其塾中讲贯,“有不及举古人之辞,但自言之,以取易明者,则 随笔 而存之,盖以便学者之复习也。”(《持志塾言·叙》)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有“立志”、“ 为学 ”、“穷理”、“存省”、“扩允”、“克治”、“力行”诸篇,下卷有“尽伦”、“立教”、“人品”、“才器”、“致用”、“济物”、“正物”、“处事”、“处境”、“处世”、“天地”、“心性”、“礼乐”诸篇,以“格物致知”、“明心见性”为纲,格言式地阐示立志、为学、洁身修行以至立事处世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目标要求、方法途径。其所论述,既宗程、朱、兼取陆、王,一以慎独主敬为重。

《读书朴记》与《持志塾言》相类,为刘熙载教学笔记的姐妹篇。其中也广泛涉及教育思想、教学经验。

《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是三部关于音韵学的系列性学术著作。《四音定切》,按照开、齐、合、撮四音,把当时通用的《 佩文诗韵 》重加整理、分类解释。这部 韵书 原名《切音四韵》以为“欸、意、乌、于”四字能收一切之音,以推开、齐、合、撮,无不矢贯的。《说文双声》和《说文叠韵》,则是刘熙载有感于“ 六书 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而编辑的。 双声 、叠韵都是谐声。 东汉 许慎 撰《 说文解字 》时,还没有 反切 注音法和双声、叠韵的名称,注字音只是注“某声”或“若某”。宋初, 徐铉 校订《说文解字》,根据 唐朝 孙愐 的《 唐韵 》,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在上此基础上,《说文双声》“韵借徐切,母用许声”,凡许声与徐切之母成双声的字均加辑录。《说文叠韵》则辑录部相同成叠韵的字,“切音从大徐(指徐 校订的《说文解宏观世界》)。韵部之名从《 广韵 》。遇字与声古属韵者,则曰‘通’;古属一部者,‘并归某韵’;其非径通而由他韵可通者,曰‘转通’若不在此例,为声,曰‘协用’之字亦有一定韵部,非各部俱可协也。故‘协用’一类于各篇后附之。”另外,“《 说文 》有大 徐本 无声,而小徐(指 徐铉 之弟 徐锴 所撰《 说文系传 》有声者,有二徐本皆无声而其字亦可谐声,兹并 辑为‘续编’附后。不可通者阙之。”以上刘熙载音学三书, 蔡冠洛 《清代七百名人传·刘熙载传》评为:“于音韵小学确抒卓见。”

《昨非集》,是刘熙载的文艺创作集。书名“昨非”,出自 陶渊明 《归云来兮辞》“觉今是而昨非”。全书共四卷:《寤崖子》收寓言故事42则, 刘氏 以为“抑或寤者见之谓之寤,崖者见之谓之崖”,故名。该卷托以史事,杂以议论,与垂 先秦 诸子寓言相近,是他“意欲自成一子”之作;《文集》收各体散文16篇;《诗集》收 古诗 、 律诗 、 绝句 143首;《词集》收词30阙,又附4首曲和一套6首步步娇。从他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如《寤崖子传》、《寓东原记》、《鄂城留别》、《山西五十初度三首》、《琼州杂诗八首》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如《己酉闻故乡水灾》、《辛酉雪后过大梁》等)、粹然儒者的人格品质(如《箴言四首并序》、《诫辞四首》等),也可以从中欣赏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样的艺术形式。

《制义书存》,为刘熙载早年习作5篇,原系《昨非集》之一卷而未刊入,可视为《艺概·经义概》的实践之作。

作为学者,刘熙载的学术贡献涉及到 经学 、文艺学、文章学、 语言学 、 教育学 ,甚至数学等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 艺概 》和《游艺约言》中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发展史所作的精辟论述。刘熙载的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诗为天人之合”

刘熙载将美和艺术的本质概括为“诗为天人之合”。

他说:“天只是以人之心为心,人只当体天之心以为心。”(《持志塾言·天地》)又说:“《 诗纬·含神雾 》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诗概》)

这个“天”就是合道(理)器(气)为一的 宇宙 自然万物。这个“人”就是合理性与 感性 为一的人心。刘熙载所说的“诗为天人之合”,实际上就是合道器为一的“天之心”与合理性为一的“人之心”的相融合。概言之:诗是 天人合一 的结晶、情理合一的产物。

美和艺术(“诗”)的本质,既然是“天之心”与“人之心”的融合;那么,审美创造(“诗”的创作)的过程,也就是“以人合天”,或者说“以人心合天心”的过程,也就意味着要求通过“人之心”体现出“天之心”,“体天之心以为心”。

诗文如此,书(法)亦如此。刘熙载在论书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綮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 书概 》)从文字、书法艺术的根源来看,应该说是“綮于自然”、“立天定人”;但从审美创造的能动性来看,又应该说是“造乎自然”,“由人复天”。作为“第二自然”的艺术美,在原始的自然中是找不到的,因为它渗透着人为的因素,是人类审美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

“诗为天人之合”,或者说,诗为“天之心”与“人之心”的结合,即美和艺术作为审美对象是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辩证统一,这是刘熙载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

二、“艺者道之形”

艺术作品如何“尽意”?以艺术形象尽之。《艺概·叙》开宗明义提出“艺者道之形”的命题,具有无副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诗为天人之合”是刘熙载对文学和艺术本质的提示,那么,“艺者道之形”则是刘熙载对艺术本身“艺”(文)与“道”(质)关系的揭示。

刘熙载说:“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及于道。”(《艺概·叙》)

这里的“道”就是“意”,就是“六经”所宣扬的“圣人之旨”;“艺”是指“六艺”与“文章名类”;“形”就“象”,就是艺术形象。首先,“道”是“艺”的本质。“道”是第一位的;“艺”是用来体现“道”的,它“莫不当根及于道”。其次,“艺”是“道”的外形。强调内容 美的 重要性,又注意形式的独立性,并不忽视或排斥形式美。第三,“形”是“道”与“艺”的和谐统一。“形”在内为“道”,“形”在外为“艺”,“质文不可 偏性 ”。

三、“作诗不必多,所贵肝胆真”与“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在文艺创作方面,刘熙载反复强调:“作诗不必多,所贵肝胆真。”(《题杨一丈诗文集二首》之一)“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否则,便是“无病呻吟”(《诗概》)、“玩物丧志”(《赋概》)。

这一思想表现有文艺欣赏方面,就是要以艺术家是否在其创作中表现真情实感,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因而,他提醒人们“识曲宜听其真”(《诗赋》)。

从为文须“真”,言为“心声”出发,刘熙载进一步认为:“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如果说求真诚是刘熙载对艺术家自身的要求,那么,重本色则是刘熙载对艺术作品的要求。他说:“白贲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文概》)

刘熙载所说的这种“本色”,不是事物的原始状态,而是“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簌悉归天簌”(《词曲概》)的艺术境界。并且,这种艺术境界是经过艺术家胸中的“炉锤”锤炼以后得到的,“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文章本天成”,所以能“妙手偶得之”,依靠的是“平昔锻炼之功”(《诗概》)。

正是基于以“本色”为美的思想,他称道 辛弃疾 词“英雄出语多本色”(《游艺约言》),称道 郑板桥 书画“只写天真”(《浪淘沙·闻潍县人颂吾乡郑板桥先生遗政有感而作》)。又说:“人尚本色,诗文书画亦莫不然。 太白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二句,余每读而乐。”(《游艺约言》)

(关于诗的意境。刘熙载从意境的审美风格上说: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 雪月空明 ,诗不出此四境。所谓“花鸟缠绵”是指一种明丽鲜艳的美;“云雷奋发”是指一种热烈崇高的美;“弦泉幽咽”是一种悲凉凄清的美;“ 雪月空明 ”乃是一种和平静穆的美。这四种都是 中国 抒情文学意境 美的 表现,哪一种写好了都能出上乘之作。一般来说,风格不应有高低偏正之分,当然个人鉴赏时是允许有偏爱的。)

四、“物一无文”与“物无一则无文”

刘熙载谈文论艺,总是充满着 辩证法 的光辉。他提出的“物一无文”与“物无一则无文”相统一的思想,最为典型。

首先,刘熙载发展了《 周易 》“物相杂,故曰文”和《 国语 》“物一无文”的思想,强调阴阳的相互对立。如《文概》所述:“易·系传》:‘物相杂,故曰文。’《国语》:‘物一无文。’ 徐锴 《说文通论》:‘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爻为文。’ 朱熹 《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传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后人每不解何以谓之无文,不若仍用《 外传 》作注。曰:‘物一无文。’”

同时,刘熙载又发展了《 周易 》“贞失一”的思想,提出了“物无一则无文”的崭新命题,指出了阴阳对立中的统一。他说:“《 国语 》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又说:“《易·系辞》言‘物相杂,故曰文’,《 国语 》言‘物一无文’,可见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经义概》)

需要注意的是,“物一无文”中的“一”是指单一的“一”,“物无一则无文”中的“一”是指整体的“一”。“物一无文”是说“整一”中要有“杂多”,“统一”中要有“对立”,“文”应是多种因素相杂而构成的“不一”的复合体。“物无一则无文”是说“杂多”中要有“整一”,“对立”中要有“统一”,众多的“不一”必须按照 美的 规律组合起来,才能形成优 美的 “文”。美的艺术既是“杂多”的,又是“整一”的,是寓“杂多”于“整一”,“杂多”与“整一”的和谐统一。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应当是“不一”(杂多)与“一”(整一)的和谐统一,这是刘熙载总结的又一条审美原则。

五、“文之道,时为大”

刘熙载在考察文艺发展史时指出:“文之道,是为大。”一代文风也好,一代书风也好,总是与一代人风,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伦理观念、时代风尚相联系,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总是各自时代精神的反映。艺术随时代而发展变化,是艺术发展的规律。

基于这一思想,刘熙载强调艺术创作要“无所不包”与“无所不扫”。他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文概》)“无所不包”即“通”,也即继承,用古;“无所不扫”即“变”,也即发展、变古。在这两者关系问题上,刘熙载强调两者的结合,而又重在“变”。“ 韩语 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反也。”(《文概》)

六、“诗品出于人品”

刘熙载非常重视艺术家的主体修养,并认为:“诗品出于人品。”(《诗概》)作诗作文,不仅要有高超的艺术修养,更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

关于“人品”。刘熙载在《 诗概 》中引《楚辞·卜居》中 屈原 的话,将人品分为三种类型:“ 款朴忠者”、“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所谓“悃款朴忠者”,是指居庙堂而忧民,居江湖而忧君的品格;“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是指不谀权贵,安于贫困,超然出世的品格;而“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则是利口伪德的徇欲小人的志行。

关于“诗品”,因所论对象不同,刘熙载有时又称为“词品”。他在《词曲概》中引 陈亮 《三部乐·七月二十六日寿王道甫》词句,讲了三种词品:“元分人物”,“峥嵘突兀”、“媻姗勃窣”。刘熙载的词三品是按性情的表现来分的。词中性情“悉出于温柔敦厚”,如 苏轼 、 辛弃疾 ,是“至情至性人”,即“元分人物”,“为最上”;词中不时体现出“温柔敦厚”之性情的,为第二等词品,即“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至于“媻姗勃窣”则“沦于侧媚矣”,为徇欲小人的性情了。

在刘熙载看来,既然“诗为天人之合”,诗歌是天理与诗人性情的融合,那么,“诗品出于人品”,诗歌的品位源于诗人的品格,进而以诗人的人品来论诗歌的诗品,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刘熙载论书也强调“书品”与人品“的统一。刘熙载说:“书也者, 心学 也”;“写字者,写志也”;“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为此,刘熙载进一步提出“理性情”的要求。他说:“笔性墨情,皆经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书概 》)

刘熙载“诗品出于人品”的命题,对于促使艺术家注重内在修养、追求人格完善,促使批评家知人论世、对批评对象作出比较全面准确的把握,都有积极意义的。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专论刘熙载学术思想的文章,当推徐北辰的《刘熙载论唐宋八大家》(《 晨报 》)1935年7月23日),稍后有 夏敬观 的《刘熙载诗概诠说》(《同声》1941年11月至1942年3月)、 李长之 的《刘熙载的生平及其思想——十九世纪的一个文艺批评家》(《 青年界 》第1卷第4期,1946年4月)。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学术刊物曾发表过一批研究刘熙载文艺美学思想的论文。主要有 黄海章 的《评刘熙载的〈艺概〉》(《 中山大学学报 》1962年第1期)、佛雏的《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初探》(《 江海学刊 》1962年第3期)、 邱世友 的《刘熙载的词品说》(《 学术研究 》1964年第1期)等。

近20年来,大陆和 台湾 学者相继出版了许多研究刘熙载及其学术思想、校点评注其著作的专著与文章。刘熙载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的关注。如: 日本 学者吉田鹰村、木村破山译注有《书概》,收入《精粹图说书法论》第八卷;相川铁崖著有《刘熙载的人物和书论——〈游艺约言评释〉》。

刘熙载,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学问家!

附录:

艺概[节录]

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遇。"余谓此须婉而愈劲,遇而愈节,乃可。不然,恐涉于描字也。

篆书 要如龙腾凤 ,观昌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齐而无变化,则 人优为之矣。篆之所尚,莫过于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欲去两病, 笔自有诀也。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 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抚剑疾视,适足以见其无能为耳。

他书法多于意, 草书 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与篆、隶、 正书 之意法,有对待,有傍通。若行,因草之属也。

移易位置,增减 笔画 ,以草较真有之,以草较草亦有之。学草者移易易知,而增减每不尽解。盖变其短长肥瘦,皆是增减,非止多一笔少一笔之谓也。

草书 结体 贵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长偏短,两旁有偏争偏让皆是。

庸俗行草结字之体尤易犯者,上与左小而瘦,下与右大而肥。其横竖波 ,用笔之轻重亦然。

古人 草书 ,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俗书反是。

怀素 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然则学草者径师奇峰可乎?曰:不可。盖奇峰有定质,不若夏云之奇峰无定质也。

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草书尤重笔力。盖草势尚险,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 之? 草书 之 笔画 ,要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

地师相地,先辨龙之动不动,直者不动而曲者动,盖犹 草书 之用笔也。然明师之所谓曲直,与俗师之所谓曲直异矣。

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直溜下,则筋节亡矣。虽气脉雅尚绵亘,然总须使前笔有结,后笔有起,明续暗断,斯非浪作。

草书渴笔,本于飞白。用渴笔分明认真,其故不自渴笔始。必自每作一字,笔笔皆能中锋双钩得之。

正书 居静以治动, 草书 居动以治静。

草书比之正书,要使画省而意存,可于争让向背间悟得。

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古人言“匆匆不及 草书 ",有以也。

凡书要笔笔按,笔笔提。辨按尤当于起笔处,辩提尤当于止笔处。

书家于提、按二字,有相合而无相离。故用笔重处正须飞提,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堕,飘二病。

书有振、摄二法。 索靖 之笔短意长,善摄也; 陆柬之 之节节加劲,善振也。

行笔不论迟速,期于备法。善书者虽速而法备,不善书者虽迟而法遗。然或遂贵速而践迟,则又误矣。

古人论用笔,不外疾、涩二字。涩非迟也,疾非速也。以迟速为疾涩而能疾涩者,无之!

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涩法与战掣同一机窍,第战掣有形,强效转至成病,不若涩之隐以神运耳。

结字 疏密须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然乘除不惟于疏密用之。

字形 有内抱,有外抱。如上下二横,左右二竖,其有若弓之背向外,弦向内者,内抱也。背向内,弦向外者,外抱也。篆不全用内抱,而内抱为多;隶则无非外抱。辨正、行、 草书 者,以此定其消息,便知于篆隶孰为出身矣。

字体有整齐,有参差。整齐,取正应也;参差,取反应也。

书要曲而有直体,直而有曲致。若弛而不严,剽而不留,则其所谓曲直者误矣。

书一于方者,以圆为模棱;一于圆者,以方为径露。盖思地矩天规,不容偏有取舍。

书宜平正,不宜欹侧。古人或偏以位欹侧胜者,暗中必有拨转机关者也。

《 画诀 》有“树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树木倒”,岂可执一后一木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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